崇祯四年，也就是西历1631年，这一年同崇祯登基的前三年相比，还算是风调雨顺。虽然开春时陕西延绥地区发生了春旱；二月份的时候，福建长赖坑一群农民起义军从山区出来进攻了瑞金县。但是其他地区倒是风平浪静的，特别是河南地区的夏收还获得了一个小丰收，减轻了不少南粮北运的压力。
延绥地区的旱情，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一来陕西各地的赈灾组织还没有撤除；二来士绅会议正全面接手地方上的治安，即便有些灾民想要起来闹事，也难以掀起什么风浪了。最重要的是，陕西正在进行的各项工程和移民河套、宁夏、湟水河谷的拓荒工程，也迁移走了不少灾民。
至于福建的农民起义军，瑞金县的县令刚好空缺，当地教谕王魁春署邑事，见到农民军攻城并没有逃亡，而是召集市民守城。最终等到了浙闽总督杨镐派出的援军，击退了农民军。王魁春因此被杨镐提拔成了瑞金县的县令。
进入了六月之后，山东徐州一带连日大雨，终于爆发了大水。不过此前完成的二期导沭整沂工程，导出了一部分水量，使得此次大水并没有造成很大的灾害，光是山东本地的力量就足以赈济了。
宫内的承乾宫事件，在进入了六月之后，也终于静悄悄的了结了。和英国公处置涉案勋贵们的大张旗鼓不同，宫内处置相关人员却是无声无息。都知监和保卫局联合查处的17名相关联系人，都被一一处死。另外数十人被打发出宫，调去天寿山或是凤阳守陵去了。
尚膳监的人手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并一分为二。一个专门负责宫内饮食，人数不过百余人，称之为御厨房。另一个则负责朝廷宴席和祭祀，更名为国宾馆。作为宫内旧人最多的尚膳监，经过了这一番清洗之后，再也形不成一个团体了。信王潜邸出身的太监，和旧宫内底层出身的太监，终于完全掌握了宫内的话语权，王安、魏忠贤昔日在宫内留下的势力，就此式微。
听完了对于这些宫内人员的处置之后，朱由检总算是松了口气。掌握着宫内众人饮食的尚膳监，居然会出现同宫外之人勾结的人，这简直让他有些寝食难安了。剔除了这些人员之后，他才算是安心了下来。
不过，这个夏天对于远在桂林独秀峰下的靖江王府来说，却是一个难熬的夏日。靖江王朱履祜在其庶长子朱亨嘉的撺掇下，向崇祯上书，指责他刻薄宗室，对韩、秦两藩处置太过严厉云云。
朱履祜上这封奏折自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而是实在忍受不了崇祯登基以来对于宗室日趋严厉的管束，因此希望借着韩、秦两藩的案子，煽动起各地宗室的不满，让崇祯作出退步而已。
早在万历时，王士性在《广志绎》里就记载过：“靖藩宗室二千人岁食藩司禄米五万两故藩贮不足供而靖宗亦多不能自存者。”几十年过去之后，此时的靖藩宗室已经超过了三千人，一年五万两的禄米就更是不足用了。
因此靖江王府霸占民田，或是拦河收取租税等不法之事，也是层出不穷。崇祯整顿宗藩，让藩王、郡王拿出自己的财产投入到宗室基金会，为未成年的宗室、年迈多病的宗室及宗室女子提供年金，并不许宗室子弟违法乱纪，而是要自食其力的政策颁发后，自然招来了藩王、郡王和那些不安分的宗室人员的反对。
朱亨嘉虽然是庶出，但是一向得到朱履祜的宠爱，因此在桂林城内横行霸道惯了。带人强占民田，霸占江面收取渔税，收拢罪犯和地方无赖作为打手，这种事情在他看来简直不算什么。而崇祯登基之后，这些往日里他最爱做的事居然都成了违法乱纪之事，这让朱亨嘉极为不满。
在崇祯颁下宗室自律条文后，他曾经对着左右的亲信说过：“他姓朱，我也姓朱。无非就是他运气好一些，先帝去的及时，才让他捡了个帝位，否则他也不过就是个地方藩王而已，那轮的到他对我指手画脚的。
且我祖上于分封之日以粤西烟瘴不愿就封，马皇后出面安慰祖上出京，以东宫仪卫赐之。这要是论起来，我靖江王府虽然不是太祖子孙，但也不是什么没有名头的旁支可比的。他这么刻薄宗室，难道不怕祖宗责怪吗…”
朱亨嘉骄横跋扈，自以为靖江王府替韩、秦两藩喊冤，乃是理直气壮之举，天下宗室自然会站到靖江王府的一边来。登基不久，年纪且少的崇祯，必然会在各地宗室的指责下作出一定的让步。
朱亨嘉觉得，崇祯对付宗室的行为，就和废帝建文削藩一般，一定会引起各藩的愤怒。而他虽然不是奉天靖难的成祖皇帝，但是背靠着广西狼兵的靖江王府，也不是崇祯能轻易触碰的。
然而，朱亨嘉等来的不是各地宗室的声援，而是京城四位藩王的斥责。刊登在大明时报上的几篇文章不仅驳斥了靖江王的上书，而且还将这封上书同太祖惩治靖江王先祖的事情联系了起来，指责靖江王居心叵测，意图为其祖上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