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桓从种师道训斥杨再兴的话里听出了不一样的意味。
表面上看，种师道是在训斥杨再兴，然而实际上，种师道却是在隐晦的表示应该停战。
这就让赵桓很好奇了——
之前在大同向奉圣州进兵的时候，种师道可是一个典型的好战份子，硬是靠着倚老卖老才从姚平仲手里抢来了带兵的机会，现在居然开始要反战？
“种爱卿有什么话，不妨直说？”
琢磨了半晌之后，赵桓才开口道：“种爱卿是担心两线开战，补给不便的问题？还是担心朝堂？”
“官家明鉴，若是可以，微臣也恨不得能立即带兵出征西夏。”
种师道眼看着自己的想法已经被赵桓看破，当下也不再打什么哑谜了，而是直接躬身拜道：“只是与金兵连番大战之后，国库还能否支撑得起？另外，官家离京多时……”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就连神经大条的杨再兴也察觉到不对味儿了。
国库能否支撑得起连番大战，杨再兴不知道，但是杨再兴知道，天子离京多时，往往就意味着天子对朝堂的掌控会变弱，这对于刚刚登基不久的官家来说，并不能算是什么好事儿。
赵桓倒是不怎么在意朝堂。
有孟太后在朝中垂帘听政，又有李纲和李若冰他们辅政，文恬武嬉的朝中诸公也闹不出来什么大乱子。就算闹出来了，手中握着权的赵桓也有足够的把握能反杀回去。
真正让赵桓闹心的是国库这两个字。
都说大宋有钱，实际上大宋有个屁的钱——
后世但凡用莆田度搜索“宋朝财政收入”，出来的都是千篇一律的一个数字：“宋朝财政收入最高的一年，达到了1.6亿贯(1贯=1000文)，即使是后来失去了北方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高的时候也能达到1亿贯。
而《青年时报》报道的某位历史“老师”在许州讲课的时候，更是提出了一个能吓死人的数字：“北宋时gdp最高的年度达到了1.6亿两白银，南宋时也有1亿两！”
吓死个人了，一点6亿两白银是多大一堆儿啊！《马关条约》要赔2亿两白银，已经相当于螨清好几年的财政收入了！
另外，到底这一亿是财政收入？还是gdp？这两个东西也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还有，先不说一亿两白银这个数据是怎么得出来的，就算是宋朝的财政收入，那也不是以白银为计量单位的好吗？
这里必须普及一个历史常识，中国大规模地使用白银这东西作为“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货币，是在明朝中叶以后，因为明朝时期才有大量的白银输入，使得白银作为货币的条件成熟，而换到之前的唐、宋、白银都不会是主要的货币计算单位。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后面那句话也是扯淡了：“明朝最高时是1500万两，张居正改革前跌到250万两，是南宋的1/40；哪怕是清朝有了现代工业，总收入也只达到8800万两。”
拿明清时期以白银做单位去和不用白银做单位的宋朝比，然后得个1/40的结论？
实际上，连第一个用“贯”做单位的数据我们都要打上个问号——
遍翻《宋史》的《食货志》、《宋会要辑稿》的《食货》，都没有看到“一亿贯”或者“一万万贯”或者“一亿六千贯”或者“一万六千万贯”这样的数据，也有可能是近年来学者的研究成果，但相信一个严谨的学者也不太会得出“一亿贯”这样的数据。
如果深入了解一下就会发现，《宋史》卷一七四《食货上（二）：方田，赋税》记载的很清楚：
“岁赋之物，其类有四：曰谷，曰帛，曰金、铁，曰物产是也。谷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麦，四曰黍，五曰穄，六曰菽，七曰杂子。帛之品十：一曰罗，二曰绫，三曰绢，四曰榇，五曰絁，六曰绸，七曰杂折，八曰丝线，九曰绵，十曰布葛。金铁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银，三曰铁、镴，四曰铜、铁钱。物产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齿、革、翎毛，三曰茶、盐，四曰竹木、麻草、刍菜，五曰果、药、油、纸、薪、炭、漆、蜡，六曰杂物。”
简单地说，宋朝收税，不是如我们现在收个人所得税、增值税之类一样，跑税务局交人民币，而是杂七杂八，大体上分为谷、帛、金铁、物产四类，谷就是交纳各类谷物，帛就是各类的织物、金铁包括金、银、铁等，也包括通行的铜钱和铁钱（没错，见同书《食货下（二）钱币》一节，宋朝通行的有铜钱，因为铜不足，有些地方还通行铁钱），另外还有物品，比如各类的茶、盐、革、草、蜡等，都是官府收税的对象。